http://kadhoai.com.cn 2026-04-27 17:43:43 來源:中國自動化學會專家谘詢工作委員會
在汶川大地震爆發1個多月後,69歲的英特爾董事長貝瑞特把他第14次中國行的第一站放在了四川,以表明英特爾與中國在一起。幾乎同時,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美國華盛頓發表演講: “中國正處在一個快速變化的階段,這是因為中國人反思了自己的封閉。”
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之際,沒有幾家跨國公司能比成立40年的英特爾更深刻的理解王岐山話語中的涵義。英特爾中國區總經理楊敘總結說,英特爾在中國的第一個10年屬於“摸索適應”階段,第二個10年屬於“與產業一起高速增長”階段,並逐漸“摸到了門道”,而未來10年則是“紮根中國”的階段。今天的英特爾,也已經彙集了中西合璧的文化交融,中國人可以從它身上清晰看到改革開放的進程。
中國改革開放30年,英特爾40年,分別是兩個經典的成功故事。中國在30年間,由一個經濟弱國成長為一個經濟大國;yingteerzeyouyijiacunchuxinpianshangchengchangweibandaotixingyebazhuhegaokejixingyedelinghangzhe。liangweichenggongdejurenshisuobirandezoudaoleyiqi,xianghuchengjiu,huweizhidian。
□記者 馮禹丁
2008,利涉大川
69歲的英特爾董事長克雷格·貝瑞特精力異於常人。6月23日一早,他戴著紅領巾,頂著炎炎烈日前往離成都3個小時車程的地震重災區彭州龍門山鎮,看望一所小學的孩子們;中午回到成都市內,他出席完“英特爾i世界計劃啟動儀式”後,前往拜會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和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晚上7點dian,他ta在zai成cheng都dou電dian子zi科ke技ji大da學xue大da講jiang堂tang發fa表biao了le兩liang小xiao時shi贏ying得de滿man堂tang彩cai的de演yan講jiang,而er後hou從cong台tai上shang一yi躍yue而er下xia,趕gan往wang機ji場chang奔ben赴fu北bei京jing。當dang晚wan飛fei機ji晚wan點dian兩liang小xiao時shi,抵di達da北bei京jing已yi是shi淩ling晨chen2點。隨行的人困頓不堪,他還在認真地閱讀文件。據說不久前的一個星期,他剛剛一口氣在歐洲訪問了7個國家。
貝瑞特此次來華的主要目的,是全力支持四川災後重建工作,了解當地震後恢複的需求。
“地震對於英特爾來說並不陌生。”貝瑞特說,英特爾總部就建在地震多發區的加州。23日早上,在龍門山鎮小學的臨時帳篷裏,貝瑞特把他從自己蒙塔納州500英畝農場帶來的象征吉祥與好運的“馬蹄鐵”,送給了一直稱呼他為“貝老先生”的龍門山鎮九年製學校校長周世述。晚上,貝瑞特獲得了成都電子科大青年誌願者送給他的寫有“我們在一起!”的T恤衫。
雖然貝瑞特開玩笑說,“在我們公司,CEO是真正重要的,董事長無關緊要(is nothing)”,但此刻由他——一位過去14年已經13次訪問中國的老朋友代表英特爾前往地震災區,向那裏的人們表示慰問和支持,顯然是最合適不過。在“英特爾i世界計劃”啟動儀式上,貝瑞特正式宣布英特爾將追加3500萬元,用於在8個受災縣建立200個計算機網絡教室,並引入“英特爾未來教育計劃”,以及借助誌願者,長期支援災區恢複和重建。
英特爾選擇了一個恰當的時機,來表明英特爾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過早會給賑災添亂,過晚又沒有意義”,英特爾中國大區總經理楊敘說,“地震發生後,我們是首先捐款的跨國企業,我們希望在災區重建的工作中也成為一個表率。”
7月份,美國國務卿賴斯將率領一個美國企業代表團訪問中國地震災區。貝瑞特趕在了他們前麵。“hengaoxingwomennengcanyudaozaiquzhongjianzhonglai,gongxianwomendeweibozhili。kandaoxiaopengyoumendechuangyi,youxiezhendehenlingrenxingfen,zaiwangluojiaoshiliwoxiangwomenyouzuoleyijianzhengquedeshi。”貝瑞特對《商務周刊》說。
“做正確的事”,是貝瑞特此次訪華行程中,記者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汶川大地震是2008發生於中國的最大事件,英特爾力求像它過去15年一樣,“做正確的事”。這15年來,幾乎每一個對中國來說重要的關頭,英特爾從未缺席。
貝瑞特訪華的前兩天,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剛剛在美國華盛頓發表演講,他以曆史為鑒,向台下的美國聽眾講述了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發展的種種艱難曆程。他說到:“中國正處在一個快速變化的階段,這是因為中國人反思了自己的封閉。”評論認為,王這次訪美旨在呼籲美國對外更加開放,而不是奉行日漸抬頭的保守主義。英特爾公司以及貝瑞特本人在近10年來,也曾多次向美國議員們上下遊說,試圖推動美國放寬對華在高科技領域的技術進出口限製。
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之際,沒有幾家跨國公司能比成立40年的英特爾更深刻地理解王岐山話語中的意義。改革開放推動了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持續30年(nian)的(de)騰(teng)飛(fei),英(ying)特(te)爾(er)則(ze)在(zai)同(tong)一(yi)時(shi)段(duan)成(cheng)為(wei)全(quan)球(qiu)高(gao)科(ke)技(ji)的(de)領(ling)導(dao)者(zhe)。這(zhe)兩(liang)個(ge)巨(ju)人(ren)的(de)成(cheng)功(gong)故(gu)事(shi)不(bu)僅(jin)在(zai)時(shi)間(jian)段(duan)上(shang)如(ru)此(ci)重(zhong)合(he),事(shi)實(shi)上(shang),兩(liang)位(wei)巨(ju)人(ren)也(ye)勢(shi)所(suo)必(bi)然(ran)地(di)走(zou)到(dao)了(le)一(yi)起(qi),相(xiang)互(hu)成(cheng)就(jiu),互(hu)為(wei)支(zhi)點(dian)。
“xianzai,zhongguoyijingchengweiyingteerchumeiguobentuwaigongnengpeibeizuiquandeyigeshichang,zaimeiguoyoudegongnengbumenzaizhongguodouyou。womenzaiyinduzhuyaoshiyanfa,ribenzhuyaoshixiaoshou,malaixiya、菲律賓主要是生產,唯獨中國是從基礎研發到應用研發,到生產晶圓廠、封裝測試,到市場、售後服務、采購、教育、風險投資等等,‘光譜’上有的都齊了。”英特爾中國執行董事戈峻對《商務周刊》說。
而僅僅在20年前,就要開始成就一番霸業的英特爾還遑論了解中國—一這個西方人眼中的神秘、落後而封閉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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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潛龍在淵
年輕的芯片巨人對東方的興趣最早可以追溯到1979年,英特爾前高級副總裁、微處理器產品部總經理虞有澄在中國剛剛打開國門時就隻身來到中國。那個時候的英特爾剛成立11年,現任董事長貝瑞特和CEO保羅·歐德寧剛加盟5年,英特爾還是一家存儲器芯片商,以至於1972年便加入英特爾,曆任半導體工藝、晶體管等產品策劃的上海籍華人虞有澄一度離開英特爾,嚐試自己創業。
1979年的中國,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落幕。這年7月,中國頒布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央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特區。“《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頒布後,外企進入中國才有了法律依據。”學商法出身的戈峻說。
“1979年,中國大陸剛開始實行開放政策,我認為機不可失,於是隻身前往北京與廣州一探究竟。這正是尼克鬆訪問中國之後,也是大陸自‘文化大革命’以來,首度解開她的神秘麵紗,寄望借由與外界接觸以展開經濟改革的步伐。”虞有澄在其1995年出版的《我看英特爾》一書中回憶道,“我wo踏ta進jin大da陸lu的de第di一yi眼yan,所suo見jian之zhi處chu都dou是shi灰hui黑hei的de色se調tiao,真zhen是shi令ling我wo大da吃chi一yi驚jing。可ke能neng由you於yu冬dong天tian天tian冷leng,每mei個ge人ren都dou穿chuan的de肥fei胖pang臃yong腫zhong,行xing動dong遲chi緩huan,讓rang我wo覺jiao得de時shi間jian的de步bu調tiao好hao像xiang變bian慢man許xu多duo。大da陸lu人ren倒dao是shi對dui采cai用yong微wei電dian腦nao顯xian得de興xing致zhi高gao昂ang,由you於yu大da陸lu過guo去qu很hen少shao使shi用yong主zhu機ji或huo小xiao型xing機ji,和he歐ou美mei相xiang比bi,沒mei有you大da型xing係xi統tong資zi料liao轉zhuan換huan的de負fu擔dan,因yin此ci我wo認ren為wei這zhe是shi微wei電dian腦nao的de大da好hao市shi場chang,而er且qie是shi個ge還hai未wei開kai發fa的de全quan新xin市shi場chang。”
讓虞有澄感到興奮的是,當時大陸的官方人員很能接受微電腦,很快就體會其功用。“但dan要yao他ta們men認ren識shi到dao軟ruan件jian的de重zhong要yao,並bing說shuo服fu他ta們men軟ruan件jian有you價jia,就jiu需xu大da費fei唇chun舌she。知zhi識shi產chan權quan的de觀guan念nian在zai大da陸lu仍reng是shi天tian方fang夜ye譚tan,他ta們men認ren為wei軟ruan件jian既ji然ran是shi無wu形xing的de,怎zen麼me還hai要yao花hua許xu多duo錢qian去qu購gou買mai?”他同時也說服英特爾公司讓他做大陸的代理商,將英特爾的產品賣到中國大陸。
因為厭倦了美國到中國的漫長飛行,1981年3月,虞有澄受安迪·格魯夫之邀重回英特爾公司工作,隨後為英特爾成為微處理器之王立下了汗馬功勞。
虞有澄把中國大陸是一個“微電腦的大好市場”的信息帶回了英特爾。但英特爾當時剛在其1978年的年度報告中第一次提到“家庭電子計算機”,微軟也還隻是一家僅有28名員工的合股企業,世界上第一台PC在兩年後才由IBM造出,沒有人意識到PC將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
而此前的11年中,英特爾已經曆經坎坷。
1968年7月18日,英特爾公司創立。1968年是世界曆史空前動蕩的一年:法國爆發六月革命,捷克斯洛伐克發生“布拉格之春”,陷入越戰泥潭的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和總統羅伯特·肯尼迪先後被暗殺——但25年後《福布斯》雜誌一位專欄作家寫到,這一年隻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英特爾創立,二是夭折的捷克斯洛伐克民主起義。
成立之初的英特爾隻有30名員工,原始投資250萬美元。次年9月,它推出了第一款金屬氧化半導體芯片1101,結果在與主流產品的競爭中敗下陣來。1970年10月,英特爾推出第三個產品,1103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DRAM),兩年之後,1103成了當時世界上銷量最大的半導體存儲器,英特爾提出著名的“英特爾公司說到做到”(Intel delivers)口號。1971年,英特爾完成IPO,這也是公司第一年贏利——105萬美元。
1982年nian,英ying特te爾er經jing曆li過guo一yi次ci大da規gui模mo人ren才cai流liu失shi事shi件jian。在zai深shen入ru了le解jie後hou,英ying特te爾er高gao層ceng發fa現xian,離li職zhi的de工gong程cheng師shi中zhong,中zhong國guo人ren占zhan很hen大da比bi例li。格ge魯lu夫fu找zhao來lai虞yu有you澄cheng,“你們是同文同種,也許你可以幫忙解決這個問題。”虞(yu)有(you)澄(cheng)與(yu)一(yi)些(xie)華(hua)裔(yi)經(jing)理(li)人(ren)探(tan)討(tao)此(ci)事(shi),最(zui)後(hou)舉(ju)辦(ban)了(le)一(yi)個(ge)內(nei)部(bu)研(yan)討(tao)會(hui),討(tao)論(lun)英(ying)特(te)爾(er)企(qi)業(ye)文(wen)化(hua)和(he)中(zhong)國(guo)文(wen)化(hua)之(zhi)間(jian)的(de)差(cha)異(yi),並(bing)給(gei)出(chu)克(ke)服(fu)差(cha)異(yi)的(de)建(jian)議(yi)。1983年,英特爾內部成立了“多重文化整合委員會”,並開始舉辦中國新年晚會。
創業初期的英特爾就決定要發展為跨國企業,因此1973年時就在馬來西亞檳城設廠,後來又在以色列設立研發中心,並赴愛爾蘭設廠。1972年加入英特爾任工程部經理的賴炳榮當時在馬來西亞檳城管理英特爾的工廠。1980年代中期,升任英特爾副總裁的賴炳榮與格魯夫曾有一次關於中國的對話。他向《商務周刊》回憶: “格魯夫當時對(投資)社會主義國家有一種恐懼感,我說‘安迪,假如中國崛起,1億中國人用蘋果電腦(非英特爾芯片),那這塊大市場不是拱手讓人了嗎?所以你現在必須進入中國去抓住機會。’他歪坐在那裏,問,‘中國人有錢嗎?’我說,‘wobuzhidaozhongguorenyoumeiyouqian,dantingwozaimotuoluoladetaitaishuo,dagedanamegui,zhongguorenhenduodoushitizheqianxianglaimai。jiaruwomenbujinzhongguo,womenjiushiqujihu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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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龍戰於野
在觀望中國長達6年之後,英特爾決定試水中國。
1985年的中國剛剛決定開始啟動城市改革,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並馬上就將“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這一年,英特爾在北京民族飯店設立代表處,與一家知名的國有企業合作進行大型機銷售業務。這個代表處,隻有一名總經理、一名秘書和一名司機。
“那時候英特爾還沒有做PC芯片,PC在世界範圍內才剛起步,中國人還不知道什麼叫PC。”戈峻告訴《商務周刊》,這一合作由於雙方在經營方向上的分歧沒有獲得成功。今天的英特爾人不願提及進入中國的前8年。
事後來看,與中國由陌生到結緣的1985年,在英特爾公司發展史是最關鍵的年頭之一。這一年英特爾做了一個意義重大的決定——轉向針對個人電腦的微處理器業務。
1985年7月4日美國國慶假期之後,英特爾的386芯片提前兩個月設計成功。但英特爾內部卻一點高興不起來,因為在賴以起家的DRAM存儲器業務上,此時的英特爾被NEC、東芝、日立、富士通等日本企業發動的價格戰打壓得抬不起頭。1985年,DRAM業務占英特爾收入的比重下滑到不及5%,但英特爾仍將研發費用的2/3花在它上麵。由於DRAM的拖累,1985年的英特爾巨虧6000萬美元。
經過反複權衡,1985年10月,在386計劃順利推進的同時,時任CEO安迪·格魯夫和董事長戈登·摩爾正式宣布退出存儲器市場。“我們終於能克服心中的不甘,承認失敗,放棄一個我們曾經風光過的領域,以求未來的發展。這是一個艱難而充滿痛苦的決定。”虞有澄回憶道。
轉型後的一兩年對英特爾來說是艱苦的歲月。它的年營業額由1984年的16億美元降到1986年的12億美元,並在這一年虧損了2.5億美元。但386拯救了英特爾。386是個人電腦的CPU曆史上第一次達到32位處理性能,這意味著PC擁有傳統大型機的計算能力。此前大型機製造商如IBM一直把16位的PC定位為小型的個人應用領域。
由一家存儲器公司到一家微處理器公司的轉型,痛苦而短暫,卻使英特爾完成了涅。藍色巨人IBM不肯接受386,行業新兵康柏、戴爾和中國台灣的宏(Acer)則抓住了曆史機遇,率先推出基於386芯片的個人電腦——它的微處理器來自英特爾,操作係統來自微軟,鍵盤、監視器、驅動器等來自多個依循開放標準的專業供應商。來自五湖四海的起義者們很快形成“螞蟻雄兵”之勢,“彼此兼容、自由競爭”的新的產業標準建立起來。
雖然後來IBM也重拾386,但PC行業的格局已被386戲劇性的成功所顛覆:兼容機大行其道,其中最重要的兩個部件來自英特爾和微軟,格魯夫強硬的決定獨家生產386而不是按照IBM的指示授權給AMD等“第二供貨商”,電腦行業不再隨著IBM的脈搏而動。
1988年4月,《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稱,“令人敬畏的英特爾壟斷了屬於自己的市場,整個PC行業和華爾街都意識到,英特爾控製的是美國利潤最豐厚的壟斷行業之一。”這一年英特爾20歲,它創下了28.75億美元的營收和4.529億美元利潤,在全球《財富》500強榜單上攀升了50位,來到第150名。1990年,英特爾首度以“新電腦產業”來稱呼PC工業,相對於大型機組成的“舊電腦產業”,電腦產業步入新紀元。
1979年的英特爾為其Microma數字手表製造子公司做電視廣告花費了60萬美元,格魯夫不禁驚歎:“就一個廣告啊,一下子,沒了。”直到1990年,英特爾仍沒有營銷體係和廣告代理商,消費者不知道微處理器電腦機箱中的具體位置,大多數PC用yong戶hu並bing不bu清qing楚chu微wei處chu理li器qi與yu電dian腦nao之zhi間jian的de關guan係xi。英ying特te爾er決jue定ding發fa起qi針zhen對dui終zhong端duan用yong戶hu的de電dian視shi廣guang告gao運yun動dong。對dui此ci英ying特te爾er內nei部bu爭zheng議yi很hen大da,反fan對dui者zhe認ren為wei計ji算suan機ji製zhi造zao商shang不bu會hui歡huan迎ying英ying特te爾er越yue過guo他ta們men直zhi接jie與yu消xiao費fei者zhe溝gou通tong。但dan格ge魯lu夫fu力li排pai眾zhong議yi,支zhi持chi這zhe家jia由you工gong程cheng師shi管guan理li的deB2B公司直麵消費者。從1990年至1994年,英特爾耗資5億美元,在民眾心目中樹立起一個享譽全球的品牌。而OEM廠商也對“Intel Inside”非常歡迎,到1991年底,342家OEM加入了該計劃。
1992年,格魯夫回顧英特爾的曆史,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68年到1980年代中期,英特爾是一家大規模集成電路公司,一次挫敗將英特爾逐出存儲器市場;第二階段,英特爾變成一家微處理器公司;到1990年代,英特爾成為了一家“名牌產品公司”,而不是微處理器公司。
同時期的競爭對手們卻境況不妙。當時的信息技術統治者IBM股價暴跌43%,日本半導體公司陷入低穀,摩托羅拉88000生產衰退,很多芯片公司危在旦夕,RISC陣營式微。“產業血洗。”格魯夫曾評價當時的PC產業。
Dataquest公司的數據記錄了英特爾的這段曆程:1982年英特爾在全球半導體廠商中排名第8,1987年滑至第10,到1992年則超過NEC躍升為第一名。
對英特爾來說,這是意氣風發、高歌猛進的一段歲月。但這樣的軌跡不屬於中國。羅大佑同期推出的《未來的主人翁》中借孩子之口唱到:“我(wo)們(men)不(bu)要(yao)一(yi)個(ge)被(bei)科(ke)學(xue)遊(you)戲(xi)汙(wu)染(ran)的(de)天(tian)空(kong),我(wo)們(men)不(bu)要(yao)被(bei)你(ni)們(men)發(fa)明(ming)變(bian)成(cheng)電(dian)腦(nao)兒(er)童(tong),我(wo)們(men)不(bu)要(yao)一(yi)個(ge)被(bei)現(xian)實(shi)生(sheng)活(huo)超(chao)越(yue)的(de)時(shi)空(kong),我(wo)們(men)不(bu)要(yao)一(yi)個(ge)越(yue)來(lai)越(yue)遠(yuan)模(mo)糊(hu)的(de)水(shui)平(ping)線(xian)。”nageshihou,yijingwanchengjingjitengfeidetaiwandaozhengzaiconghualesitanyanzhongdeshijietixidebianyuanxiangxiandaishehuidehexinrongru,chengweizibenzhuyishijiejingjifengongdezhongyaoquyu,zhumingderentiantangganggangtuichutadejiejiyouxi,erbeijingdejingshanxuexiaocaikaishigouzhidaluxuexiaozhongdediyipidiannao,bingxiyinledengxiaopingqianwangcanguan。
但從封閉中醒來的中國有太多事情要麵對。經曆了短暫的上下一心的改革熱忱之後,這個國家在1980年代末陷入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巨大衝突之中,改革開放的車輪出現了停滯乃至倒退的可能。山坳上的中國麵臨往何處去的天問。
英特爾與中國的故事同樣很不順利。大型機業務失利之後,英特爾的中國辦事處主要是推銷其在全球的非核心產品:工控機與單片機。現任英特爾中國大區總經理楊敘在麵對《商務周刊》追問時,隻想到1988年他們做成的一單生意:與當時的中國航空航天部合作,引進了英特爾的一種工控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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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密雲不雨
1993年5月,英特爾推出內涵300萬顆晶體管的經典之作——奔騰Pentium微處理器,奔騰芯片與微軟的Windows操作係統像風暴一樣席卷了整個市場。成立僅僅25年的英特爾成功度過了全行業最動蕩不安的時期。這一年它的銷售額達到87.8億美元,利潤近23億美元,市值達到259.3億美元,升居《財富》500強的第56位。它是“新型計算機產業”的中心,全世界最重要的公司之一。
早在1960年代任職於仙童公司時,格魯夫便深知“互補者”(complementor)的重要性,他用這個詞來描述一個公司不可缺少的夥伴,而相互並不從對方那裏購買或銷售產品。從1990年開始,英特爾和微軟發展成雙邊合作關係,主宰了整個世界PC市場,“Wintel聯盟”構成了高科技產業史上一個重要的利潤引擎。
奔騰的成功徹底宣告了英特爾在RISC(精簡指令集計算)與CISC(複雜指令集計算)之戰中獲得完勝,這場戰役耗時5年。在英特爾內部,一度有人認為CISC已經過氣,RISC將成為主流。英特爾決定雙線作戰,1989年4月,英特爾發布CISC的486微處理器,此時英特爾還擁有高速的RISC處理器860芯片。RISC無法突破缺乏軟件資源的挑戰,隨著486的產量和速度提升越來越快,RISC終於敗北。
“大多數戰略轉折點並非轟然而至,而是像小貓咪一樣毫無聲息的悄然逼近,通常隻有當你回首往事的時候,才能豁然開朗。”在《隻有偏執狂能生存》一書中,格魯夫把記敘RISC和CISC之爭的章節命名為“信號還是噪音”。
在接下來的1994年,英特爾在“信號還是噪音”的問題上差點鑄成大錯。這一年的10月30日,美國弗吉尼亞林奇堡學院的數學家托馬斯·奈斯利對多家機構和媒體發出一封電子郵件,指稱英特爾的奔騰浮點運算單元存在“程序缺陷(bug)”。英特爾堅稱對於普通用戶來說,風險可以忽略不計:每過2.7萬年,才有0.5%的幾率可能產生錯誤。這激怒了消費者,當時的《財富》雜誌報道稱,英特爾“被普遍仇恨與畏懼”。12月12日,IBM在互聯網上宣布,“公司決定,IBM將停止把配置奔騰產品的個人電腦投放市場”。這給了英特爾當頭一棒,英特爾遭遇了公司曆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危機。12月20日,英特爾決定對有浮點缺陷的奔騰處理器采取無條件更換政策。這一事件讓英特爾付出了4.75億美元的賠償款,但是最終沒有倒下。貝瑞特挺身而出,在危機中保持了冷靜的頭腦,並掌控局勢,成為挽救英特爾的英雄。
這一年是英特爾自1980年代以來少有的挫折之年,盡管其銷售額和利潤還在增長,卻由《財富》500強第56位滑落至第90位。更關鍵的是,英特爾“科技前沿充滿活力的創新者”形象被扭曲為一家“典型的大公司”。好在良好的管理運作、宏大的生產規模和研發上的巨大投入,使得英特爾牢牢把持住了行業霸主地位。1995年,英特爾銷售收入增至162億美元,在《財富》500強上反彈至第60位。
奔騰程序缺陷風波還給整個產業帶來了兩大後果,一是“完美,否則就無條件全部更換”的遊戲規則,這一規則將許多抗風險能力不足的中小公司淘汰出局;其次,互聯網的威力凸現出來,奈斯利教授的電子郵件引發了輿論風暴,互聯網初露鋒芒。
RISC與CISC之爭也讓英特爾認識到,“量”決定一切。到1990年代,英特爾實行“虛擬工廠”jiagou,lizuyuquanqiuxuanzhi,piliangshengchannenglichengweiqichengbashichangdelingyixiangyoushi。pingjiechongyudechanneng,yingteerkeyifadongjiagegongshilaiyingdejingzheng。zhezhongjumianzhengrudangshizaiyingteerzhuanmenfuzechanpinshengchandezhuguankeleige·貝瑞特所料,他發明了“石炭酸灌木”zhegeyinyu,shitansuanguanmushimeiguoyalisangnazhoushamolishengchangdeyizhongzhiwu,tazhisuoyinengzaishamozhongchengxiong,shiyinweitadegenjiqucaodideshuiziyuan,bingqieshifangduqi,yizhizhoubianzhibeidesheng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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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瑞特將英特爾的微處理器比作石炭酸灌木,他的座右銘之一是,工藝的複雜絕不能成為拖延生產的借口。貝瑞特提出了“精確複製”概念,即每套生產設備完全一模一樣,任何員工都無權按照自己的時間停止生產線的運行。“我是技工大師,我的工作就是把指甲蓋兒弄髒,確保產品源源不斷地從工廠裏運出。”貝瑞特說。
也在這一年,中國從北到南入秋的時節,英特爾CEO格魯夫和COO貝瑞特一起來華,訪問了北京和上海,並意氣風發地登上長城。那是一個國家和一家公司成為朋友的開端。
這一年的貝瑞特55歲,因管理英特爾製造業務有方剛升任COO一年,已經是格魯夫公開的繼任者。他對《商務周刊》回憶到:“第一次訪問中國之前,我預想中的中國是一位‘覺醒的巨人’,然ran而er當dang我wo第di一yi次ci來lai到dao北bei京jing,從cong窗chuang口kou向xiang外wai望wang去qu,見jian到dao的de是shi滿man眼yan的de自zi行xing車che,沒mei有you什shen麼me商shang業ye活huo動dong。我wo想xiang北bei京jing仍reng然ran是shi一yi個ge傳chuan統tong的de政zheng治zhi意yi義yi上shang的de首shou都dou。上shang海hai則ze是shi不bu同tong的de景jing象xiang,馬ma路lu上shang是shi擁yong擠ji的de車che輛liang,商shang業ye繁fan華hua。這zhe真zhen是shi個ge巨ju大da的de對dui比bi。”
但無論如何,剛剛在微處理器領域打贏了RISC與CISC之仗的英特爾決定再為自己找一個放“雞蛋”的“籃子”。它把眼光投向了中國。
“從1990niandaizaoqikaishi,xianranwomensuozaichanyedezengchangjihuilaiziyuxinxingshichang,zhongguoshixinxingshichanghejingjitizhongzuidadeyige。jiuzaiwodiyicifangwenzhongguodeshihou,zhongguokaishikaifangguoneishichang,jieshouwailaitouziheziyoumaoyi。woxiangzhezhengshiwomenkandaozaizhongguoyouhendadetouziheyewuzengchangjihuidezhongyaoyuanyinzhiyi。”貝瑞特對《商務周刊》說,“與(yu)其(qi)他(ta)大(da)國(guo)相(xiang)比(bi),中(zhong)國(guo)在(zai)參(can)與(yu)國(guo)際(ji)商(shang)業(ye)投(tou)資(zi)與(yu)合(he)作(zuo)的(de)準(zhun)備(bei)工(gong)作(zuo)方(fang)麵(mian)做(zuo)的(de)更(geng)到(dao)位(wei),我(wo)們(men)也(ye)可(ke)以(yi)清(qing)楚(chu)地(di)看(kan)到(dao)香(xiang)港(gang)在(zai)深(shen)入(ru)地(di)影(ying)響(xiang)著(zhe)內(nei)地(di)。我(wo)們(men)認(ren)為(wei)中(zhong)國(guo)是(shi)一(yi)個(ge)認(ren)同(tong)經(jing)濟(ji)發(fa)展(zhan)是(shi)其(qi)通(tong)向(xiang)未(wei)來(lai)的(de)鑰(yao)匙(chi)的(de)國(guo)家(jia)。一(yi)旦(dan)開(kai)始(shi)走(zou)這(zhe)條(tiao)經(jing)濟(ji)發(fa)展(zhan)的(de)道(dao)路(lu),你(ni)就(jiu)和(he)世(shi)界(jie)其(qi)他(ta)地(di)區(qu)有(you)了(le)不(bu)可(ke)分(fen)割(ge)的(de)聯(lian)係(xi),很(hen)難(nan)再(zai)走(zou)回(hui)頭(tou)路(lu)。”
這一年的中國,改革開放的設計師鄧小平“膽子要大一些”的“南巡講話”發表兩周年;中國決定開發浦東,以向世界表明中國開放的決心不變;“複關”提上中國的議事日程;中國人剛剛經曆了申奧失敗,卻接入了全球互聯網Internet;未來的PC老大聯想集團在香港成功上市。
“英特爾剛進中國時,是磕磕絆絆、一波三折過來的。”1994年的戈峻還是英特爾總部的一名“全職實習生”,白天在英特爾上班,晚上在美國路易斯克拉克大學西北法學院讀商法博士。“可能是英特爾想進入中國了,才把我這樣的華人招進去。”他半開玩笑地說。從一開始,學商法的戈峻便參與了英特爾同上海市政府的談判。
1994年,英特爾先是在上海的漕河涇設立了一家100人左右規模的軟件研發中心——yingteerjishufazhanshanghaiyouxiangongsi。yiciweiyituo,zongbupaichutuanduilaishanghaiweiqifengzhuangchangkaochaxuanzhi,gejunshichengyuanzhiyi。shanghaishizhengfuduiyingteerluohuzhizaibide,yingteeryejuedingxuanzhiminxingqudeyikuaidijianfengzhuangchang。dengdaochaiqianhepingdidenggongzuodouwanchengle,quefengyuntubian,guojiajuedingduiwaishangtouziqiyedeshebeijinkouzhengshui。shebeijinkouduiyingteerxinpianfengzhuangchanglaishuozhiweijinyao,neibupinggudejielunshi,jishifangqinakuaitudidesunshiyebixuyaojiaodeshuishao。cishiweiyikeyijixumianshuidedifangzaipudongbaoshuiqu,dangenjudangshideguiding,yingteerbunengzhuanrangminxingdezhekuaiweikaifatudi。yushiyingteeryingshanghaishizhengfusuoyao,xiangezhiminxing,daopudongwaigaoqiao(10.91,0.36,3.41%,吧)再選了一塊地。
盡管隨後中央政府又恢複了對外商投資企業的設備進口免稅政策,英特爾也無法再舍浦東而回閔行。3年之後的1998年,英特爾才以低價賣掉閔行的地皮。“等於英特爾還沒在中國賺錢,就虧了幾百萬美元。”戈峻說。此次“慘痛的經曆”讓英特爾總部擔心中國的政策變數太大,會不會波及保稅區?
“所有的東西都是全新的,我們隻能摸著石頭過河。”戈峻說。英特爾碰到的另一個難題是環境評估。看到英特爾對土壤和地上水進行嚴格檢測,上海當地政府甚至覺得很新奇,“這家公司為什麼還檢測這些東西?”不幸英特爾的檢測結果是土壤沒有達到低汙染指標。按照美國的法律,環境汙染是“誰擁有(產權)誰治理”。由於擔心將來對環境汙染負責,英特爾內部反對來滬的聲音很大,此前英特爾在美國遇到過同樣的故事,賠了大筆錢。
“當時中國的PCshichangyebuda,dagaisansiqianwantai。shichangbudazerentaida,zongbudezhengyihenjilie。yixieyouyuanjianderenjiaodeyinggaijinlai,lingyixierenjiaodewomenduizhongguotaibulejie。”戈峻回憶說。
最後,國家環保部門出麵做了特殊安排:把現有土地汙染狀況封存,如果將來在現有的環境基礎上惡化,由英特爾負責,反之英特爾無責。戈峻說:“幸虧中國實行‘誰汙染誰負責’。”
這之後,英特爾一期投資浦東1.98億美元,建成閃存封裝測試廠。英特爾技術發展上海有限公司更名為英特爾(中國)有限公司,浦東工廠改為英特爾產品(上海)有限公司,北京通恒大廈的代表處則升級為分公司。
英特爾在中國開始正式“起航”。中國也在英特爾全球版圖中正式升級為“戰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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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雙龍取水
英特爾用了兩年時間鋪就了在中國的銷售網絡,北到哈爾濱,南到昆明。“進入中國之初,我們內部都知道中國市場的潛力無限,但也認為市場不會立即起來。何時起來,不知道。”戈峻說。中國作為一個大市場真正令英特爾刮目相看,是在1996年——信息產業在中國開始起步的一年。
1994年6月,格魯夫在一次博覽會上發表主題演講“無所不在的PC:未來信息高速公路的主角”,他明確指出,隨著PC快速進入家庭和通信網絡的完善,PC將成為家庭信息的中樞。兩年不到,胡泳等一批互聯網狂熱分子將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一書引入中國,瀛海威信息通訊公司創始人張樹新在北京白石橋十字路口豎起一塊碩大的廣告牌:中國人離信息高速公路有多遠——向北1500米。
在這一年,緊鄰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中關村(7.90,0.56,7.63%,吧)地區,形成了繁華而嘈雜的DIY市場—“電子一條街”。英特爾的銷售團隊到中關村“掃街”,與麵向攢機消費者的代理商們打成一片,還開創性地推出“Intel Inside祝你一路平安”的自行車牌廣告。
當然,這次發力是在頭一年就開始蓄勢的。1995年,英特爾的研發人員已經投身奔騰2,中國市場卻還停留在386、486,剛剛從總部被派回國擔任OEM銷售經理的重慶人楊敘決定在中國找一家大廠商合作。雖然當時中國PC市場,國內品牌市場份額不足10%,但他還是決心利用這個機會扶持國內廠商。“在先後找了幾家本土廠商後,隻有剛成立個人電腦部的聯想與我達成了一致。”楊敘對《商務周刊》回憶說,“實際楊元慶也有些猶豫,隻答應清空庫存的486機後再與我們聯手。”
1995年底,楊元慶終於基本賣完了庫存的486。1996年4月,“萬元奔騰”計劃啟動,英特爾與聯想聯手推出的“萬元奔騰”電腦徹底改變了中國PC產業的格局,當年第二季度聯想電腦的市場份額就猛增到70%,年銷量翻番達到22.8萬台。到1997年,聯想的銷售量達到45萬台,全中國PC銷量為180萬台,其中95%的電腦中裝著一顆英特爾芯片。而在一年多前,整個中國PC市場的容量也就50萬台左右。
1996年,英特爾的銷售收入因為在中國的大獲成功而增長了29%,達到208億美元,淨收益更高達52億美元。但同一年,世界上大多數半導體製造商包括AMD、Cyrix都損失慘重,行業平均年收益從1986年以後的21%左右首次降至9%。
1996年1月yue,戈ge峻jun結jie束shu了le兩liang年nian的de實shi習xi生sheng涯ya,在zai美mei國guo總zong部bu鍛duan煉lian一yi段duan後hou,正zheng式shi加jia盟meng香xiang港gang的de英ying特te爾er亞ya太tai區qu法fa務wu部bu。當dang時shi法fa務wu部bu一yi共gong隻zhi有you兩liang個ge人ren,如ru今jin已yi有you40多人。“那個時候亞太區總部還主要以銷售為主,對中國的了解也不多。”時隔12年之後,戈峻向記者回憶說,1994—1995年間,中國市場是英特爾庫存的386和486的銷售地,奔騰隻在歐美市場出售。中國區向總部提出把奔騰引入中國時,總部一度覺得不可思議,“覺得中國還不需要最新的技術,這麼貴的東西,中國人能否消費的起嗎?”他介紹說,當時的奔騰芯片價格約為486的兩倍。
讓人震驚的是,後來最新的奔騰3和奔騰4xinpianzaizhongguodexiaoliangjuranjiaguanquanqiu。yixiangzhongshishuzifenxideyingteerchedirenshidaohoufadezhongguoshichangshiyigetiaoyueshishichang,fanerbucunzaioumeishichangshangdelujingyilai。“總部也意識到在中國做事情,確實要聽取本地管理人員的意見。”戈峻說,“奔4給了英特爾信心,使得英特爾做了一個重大決定,中國要在第一時間擁有英特爾最新的產品。”
讓楊敘驕傲的是,自1986nianjiaruyingteeryilai,taweizijiweiyixiaoliguodegongsisuozuodegongzuo,tongshiyerangzijidezuguoshouyiwuqiong。taqingchudijidegelufuzailianxiangdiannaobaiwantaixiaxianshidechengnuo:隻要美國休斯敦有的東西,中國也要第一時間有——當時英特爾的主要商業夥伴康柏電腦的總部在休斯敦。在那個下線儀式上,聯想老帥柳傳誌將聯想的第100萬台電腦贈送給安迪·格魯夫,然後被送進了英特爾博物館。
格魯夫另一個讓楊敘等人敬佩的遠見是,聯想“萬元奔騰”推向市場後,他敏銳地認識到,中國要成為一個PC產業真正的大市場了,英特爾在中國的市場一下子打開了,而且必須要借助本地OEM廠商的力量才能成功。格魯夫在公司內部會議上畫了一個倒三角,最上麵是中國整體經濟,中間是中國IT產業,最下麵的一點,才是英特爾。
隻有清楚了自己的“支點”作用,才能知道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從1996年,英特爾就把中國看作是戰略重心,而不是產品傾銷地。與其他想著在中國做買賣的跨國公司不同,英特爾在中國IT產業起步之初就認識到中國對於公司全球戰略的意義,並調整其中國戰略以推動自身的全球戰略。
“這些年,英特爾一直履行著自己的承諾,幫助中國產業進步,而且英特爾在中國所做的工作已經遠遠超過了這些。”楊敘指出,因為本土廠商起步低,英特爾對他們的引導幾乎是全方位的,“我(wo)們(men)第(di)一(yi)時(shi)間(jian)會(hui)告(gao)訴(su)他(ta)們(men)組(zu)織(zhi)架(jia)構(gou)怎(zen)麼(me)建(jian),質(zhi)量(liang)管(guan)理(li)如(ru)何(he)優(you)化(hua),如(ru)何(he)提(ti)高(gao)開(kai)會(hui)的(de)效(xiao)率(lv),甚(shen)至(zhi)具(ju)體(ti)到(dao)胸(xiong)前(qian)需(xu)要(yao)佩(pei)帶(dai)標(biao)牌(pai),工(gong)廠(chang)裏(li)如(ru)何(he)防(fang)靜(jing)電(dian)”。
“我們老板指示我們把很多先進的經驗帶到中國,當時我們成立了一個項目叫MMS(生產讚助項目),實際上就是經驗分享,如何控製生產線的質量,我們把這些叫做軟性投資。”此後,英特爾與中國IT廠商的合作越來越深入,現在已經開始共同研發,進行更深層的技術合作,以提升中國本土企業的專業水平,實現產業的良性循環。
楊敘說:“英特爾把在中國建立一個更大、更完善的IT產業鏈和生態圈,看作自己的成功基礎。同時,這種合作也使中國用戶、中國IT產業與英特爾三方取得了共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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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亢龍有悔
要塑造中國的IT產業生態圈,當然離不開研發投資。英特爾的策略是將新技術帶到中國,並真正把中國當作創新的市場,而非僅僅收割短期利潤。
1998年11月,格魯夫離任前最後一次訪華,宣布投資5000萬美元在北京成立英特爾中國研究中心(ICRC),這zhe是shi英ying特te爾er在zai亞ya太tai地di區qu的de第di一yi個ge研yan究jiu實shi驗yan室shi,主zhu要yao致zhi力li長chang期qi的de基ji礎chu性xing研yan究jiu和he對dui核he心xin應ying用yong的de研yan究jiu,這zhe些xie研yan究jiu會hui回hui過guo頭tou來lai決jue定ding芯xin片pian開kai發fa的de方fang向xiang。中zhong國guo研yan究jiu中zhong心xin起qi步bu就jiu進jin行xing人ren機ji界jie麵mian的de研yan究jiu,如ru今jin更geng擴kuo展zhan到dao計ji算suan機ji架jia構gou、未來工作負載、以及編譯器與運行時等領域。
這一年,61歲的格魯夫退居董事長,貝瑞特接任英特爾CEO。此時的中國,剛剛經曆了偉人辭世的悲痛和香港回歸的振奮,並且成功幸免於亞洲金融風暴。兩年後,它將重返WTO的大舞台。
以正式將英特爾每年最重要的全球IDF(英特爾信息技術峰會)擴展到中國為標誌,英特爾與中國的關係持續深入,在中國IT業確立了霸主地位。但國內的反壟斷之聲隨之響起,英特爾與微軟成為當然目標。中國政府也決心扶持本土芯片產業,並於2000年出台了影響深遠的《關於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幹政策》(18號文件),中芯國際、和艦科技,以及全球最大芯片代工廠商台積電紛紛落戶上海和蘇州。
在1999年給股東的信中,貝瑞特躊躇滿誌地寫到:“我們正改變著英特爾,力圖把它從PC行業的中心打造成未來互聯網經濟的中心。”但在全球,AMD憑借Athlon處理器的成功,一掃連續6年的虧損,市場份額也一度增長到21%。台積電等大型芯片代工廠向上遊的芯片組發起衝擊,圖形芯片Nvidia崛起,聯想、IBM、蘋果等電腦廠商與英特爾之間的“蜜度”在降低。2001年,英特爾遭遇了15年來第一次銷售額下降,利潤僅為13億美元,比2000年下降88%。貝瑞特掌舵下的英特爾麵臨市場份額與營業額雙雙下滑的窘境。
壞消息接踵而至。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2001年,“9·11”事件使美國陷入恐慌;惠普與康柏在寒冬相擁;安然事件、安達信醜聞、世界通信公司破產則在不斷刷新美國最大破產案的同時,對美國經濟釜底抽薪。納斯達克綜合指數由2000年3月的超過5000點,慘跌至2002年底的不到2000點。
沒有人懷疑,經濟蕭條來了,英特爾麵臨著又一次大考。
然而英特爾再次展現了雄厚的技術實力,貝瑞特也再次顯示出他麵臨危機時的沉穩和老到。他一方麵大膽出擊,接連推出15款針對不同領域的奔3微處理器,啟動“賽揚”戰略,將AMD的上升勢頭遏抑;以60億美元的代價收購了12個公司,大部分是互聯網和通訊公司;風險投資部向350家公司投資近80億美元;另一方麵他又穩步防守,取消了英特爾家用電器部門、流媒體部門和電子商務部門。
一直以來,英特爾堅持對所有芯片廠自建、自造、自管,以實現對生產的絕對把控。在產業低潮中,英特爾投資280億yi美mei元yuan興xing建jian尖jian端duan工gong廠chang和he開kai發fa新xin技ji術shu,加jia強qiang生sheng產chan與yu成cheng本ben管guan理li,在zai愛ai爾er蘭lan和he以yi色se列lie擴kuo建jian工gong廠chang,將jiang馬ma來lai西xi亞ya封feng裝zhuang廠chang升sheng級ji。在zai中zhong國guo,貝bei瑞rui特te除chu了le增zeng資zi上shang海hai封feng裝zhuang測ce試shi廠chang1.98億美元,還在成都再布一子。中國,第一次成為英特爾在嚴冬中獲得生長力量的源泉。
1999年3月,中國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6月,江澤民發表《不失時機地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講話。2000年nian底di,英ying特te爾er也ye不bu失shi時shi機ji地di到dao中zhong國guo中zhong西xi部bu為wei其qi封feng裝zhuang廠chang考kao察cha選xuan址zhi。戈ge峻jun回hui憶yi說shuo,當dang時shi浦pu東dong為wei英ying特te爾er預yu留liu了le一yi塊kuai地di,但dan考kao慮lv到dao上shang海hai的de成cheng本ben開kai始shi提ti高gao,和he“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的風險分析等因素,英特爾決定在上海、蘇州、成都、西安4個候選城市中重點考慮後兩個。
英特爾中國策略合作總經理王黎是1999年11月從世界電力能源巨頭美國賽德控股加入英特爾的,3個月後她就第一次來到成都。她受命對中國政府提出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做出具體的商業分析,“一個政治上的發展戰略出台,我們要分析這個戰略符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又會如何反映在市場上”。
當時王黎所看到的成都,離英特爾所要求的國際化生產基地還差距很遠。“這時要在成都建廠,有很多辦得到的東西,也有很多辦不到的東西。”王黎的工作就是要提前一步去與政府溝通,“讓當地政府知道你有這樣的需求,這樣政府的改進工作會馬上開始啟動”。
2002年,四川省把電子信息產業列為“一號工程”。英特爾的到來確實稱得上是“雪中送炭”。這一年,時任成都市市長李春城率特使團出訪英特爾總部,邀請貝瑞特在2002年10月出席“數字化西部·成都2002”活動。他還多次強調:“要把英特爾成都項目建設成為合資合作樣板。”成cheng都dou市shi盡jin最zui大da努nu力li為wei英ying特te爾er爭zheng取qu來lai各ge種zhong政zheng策ce優you惠hui。成cheng都dou市shi國guo稅shui局ju曆li時shi達da兩liang年nian,為wei英ying特te爾er成cheng都dou項xiang目mu爭zheng取qu到dao了le國guo家jia稅shui務wu總zong局ju的de特te批pi稅shui收shou優you惠hui政zheng策ce。成cheng都dou市shi甚shen至zhi斥chi資zi1500萬元,將全長近10公裏的高新區圍城路整治、美化一新,“專門為英特爾等高科技公司打開了服務的快速通道”。
最終英特爾選擇了交通運輸成本稍高、但政府支持力度較大的成都。“成都市政府對英特爾的需求比較了解,也非常有誠意。”戈峻說,“談判的兩年中,還遇到SARS爆發,我從香港飛過來一架飛機上就3個人,戴著3個口罩。我們總部的一名談判人員生病了,症狀和SARS很像,但成都市一位市領導和信息產業局長還去醫院看望他。成都的談判結束,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淚。”
2003年8月,英特爾宣布投資3.75億美元在成都建芯片封裝測試廠,成為改革開放以來落戶成都的單筆最大外資。現在英特爾最高端的芯片組和CPU產品都在成都和上海進行封裝測試,中國貢獻了英特爾全部產能的約1/4。而分布於上海、北京、深圳的4大研發中心,也已經涵蓋了英特爾從基礎研究到應用技術的所有研發領域。
作為全球業界老大,英特爾每到一處,帶來的不僅是項目本身,還有整個上下遊生產鏈,這對於當地的管理理念、人才培養以及原有企業都會產生巨大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夠找到雙方戰略的共同點,或者說將企業的發展戰略與國家的發展戰略協調一致,就會產生倍數效應。”王黎說,“在中國,一個好的跨國公司就應該能夠產生這種效應。可以說,英特爾在中國幾次大的戰略布局無不遵循這一思路。”她介紹說,英特爾入駐短短兩年時間內,成都迅速積聚了大批芯片上下遊企業。2004年7月15日,中芯國際(上海)有限公司在成都建設集成電路測試封裝廠項目,項目投資1.75億美元;當年8月12日,馬來西亞友尼森公司與成都簽署半導體測試封裝工廠投資協議,投資2.1億美元;8月19日,美國芯源係統公司(MPS)決定投資1200萬美元在成都設立芯片基地;2005年1月,全球第二大電子連接器製造商莫仕連接器公司確定在成都建廠,總投資不低於7000萬美元。
“不管是開發浦東、西部大開發還是振興東北,可以說,我們的每筆相應投資都希望給中國的國家戰略提供一個動力源(7.04,0.55,8.47%,吧)。”王黎說,這對於中國來說是雪中送炭,對於英特爾來說能從中獲得投資收益的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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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飛龍在天
像貝瑞特從格魯夫手中接過權杖一樣,2005年,比貝瑞特年輕11歲的保羅·歐德寧接任英特爾CEO,退居董事長的貝瑞特把一個大好局麵留給了歐德寧。這一年,英特爾的銷售收入創紀錄的達到388.26億美元。但歐德寧麵臨的未來更不確定。英特爾曾經寄望於數字家庭戰略,但這個市場遲遲未見起動;它所覬覦的通信行業以一輪輪並購潮而陷入低穀;聯想“蛇吞象”似的收購IBM PC業務,表明PC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比爾·蓋茨退出微軟日常管理,專事慈善活動。同微軟一樣,開始與蘋果攜手的英特爾需要找到新的屬於未來的奶酪。
2006年初,歐德寧以一個“Intel. Leap ahead”(超越未來)的標識,啟動了英特爾“20年以來規模最大的變革”。迅馳(Centrino)平台戰略的成功,使英特爾陸續打造出Viiv(歡躍家庭娛樂平台)和vPro(博銳商用平台)等解決方案。在AMD的挑戰壓力下,2006年5月,英特爾隆重推出革命性的酷睿2雙核處理器,之後又連續推出基於酷睿架構的單核、雙核甚至四核芯片產品,強調了它在芯片行業的統治力。
彼時的中國,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以巨人的姿態吸引了來自全世界的資源、熱錢和CEO們,同時,“中國威脅論”被老調重彈,人民幣升值壓力巨大。
2003年9月,國務院提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15年來沒有在本土之外建立晶圓廠的英特爾隨後來到中國的大連,並於2007年3月宣布,在大連投資25億美元興建新的晶圓廠(參見本刊2007年4月20日封麵故事《給英特爾一個支點》)。
為什麼又一次選擇中國?“在中國做了這麼多年,我們要回報中國,這是一個重要的考慮;第二,英特爾的海外業務占它收入的80%,亞洲包括日本,又占了60%左右。當英特爾高層看將來在全球哪些地方布局的時候,亞洲肯定是在議事日程上。再zoom in(聚焦),毫無疑問,肯定是中國。”戈峻說,“英特爾全球8萬多人,我們在中國的雇員占了近1/10,產能占了1/4。從人才的角度看,中國的理工科人才占總畢業生的40%以上,美國學生希望學理工的隻有10%以下。隻有中國有這麼大一個人才庫;從市場來看,中國的移動電話是第一,電腦馬上也會是最大的消費市場。”
youyushejinamihezhichengfangmiangaoduanjishudezhuanyi,weiletouzidalianjingyuanchang,beiruiteduociqianwangmeiguoguohuishanhuxujishuyaozaiquanqiuwuguojiedefazhan,qianhougoutongchangda1年多。他堅稱英特爾到中國投資“不是我們在短期內取悅誰的機遇性事件”,而是基於“長期性的關係”。
“我們始終持有的態度是,我們並不是在尋求一種與中國1年、5年或是10年的關係,而是數十年的時間。”他對《商務周刊》說,“因此我們經常思考我們在中國需要做什麼,而不僅僅是對銷售人員說這是你的處理器的月銷售量任務。”
作為這種長期關係的體現,十多年來,英特爾一直是最注重“企業公民責任”(CSR)的在華外企之一。早在2004年貝瑞特訪華期間,他便做客中央電視台,向中國人推介CSR理念。
2000年7月,英特爾首次在全球推廣“未來教育計劃”時便將它帶到中國,旨在培訓教師如何運用信息技術手段來改善課堂教學的效果。過去的8年中,該計劃已經培訓了107萬名中國中小學校教師。“中國的中小學教師總數是1000萬人,也就是說我們培訓了其中的1/10。”1996年加入英特爾的中國大區教育事務部總監朱文利說。此外,2006年在中國啟動的英特爾求知計劃,則是為了培養學生麵向21世紀的技能,包括數字媒體和技術、高級思維能力、解決問題、溝通和合作的能力。
2005年,中國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曆史任務,英特爾隨後於2006年發起旨在消除數字鴻溝的“世界齊步走”(World Ahead)計劃,將在5年內全球投資超過10億美元,為全世界欠發達地區的人們提供有效的寬帶電腦技術及教育機會,並為全球新增的10億用戶提供寬帶接入。
王黎對《商務周刊》介紹,去年9月,英特爾和遼寧省政府簽署了一個合作備忘錄,目標是擴大合作範圍,包括把大連營造成尊重知識產權的示範城市。“這些事情和我們的主業沒有太大關係,但我們做得很認真很執著。”
英特爾的CPU為個人電腦和服務器提供動力,它也致力於成為科技產業的推動力量。“策略性”風險投資是它有力的工具。1994年英特爾開始啟動戰略投資計劃,1998年該項計劃進入中國,10年來在華投資了超過70家公司,早期的UT斯達康、亞信等就是其風險投資部“孵出的金蛋”。今年4月,英特爾宣布其2005年麵向中國成立的一支2億美元風險投資基金告罄,投資的28家企業中,有3家掛牌上市。英特爾已再拿出5億美元作為“中國技術基金Ⅱ期”,首筆已經投資了上廣電旗下的東方寬頻和新奧特、浩方在線等3家企業。“英特爾是少數幾家在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和工作的公司,中國的IT生態環境都與英特爾息息相關。”戈峻為自己身為英特爾人而自豪。
2007年1月,英特爾宣布將中國大陸與香港獨立成區,與美洲區、亞太區一同直屬美國總部。對此,英特爾中國大區總經理楊敘總結說,英特爾在中國的第一個10年屬於“摸索適應”階段,第二個10年屬於“與產業一起高速增長”階段,並逐漸“摸到了門道”,而未來的10年,則是“紮根中國”的階段。
“最重要的是我們對中國的未來有信心。”戈峻說,“成立大區和把晶圓廠放在大連,是英特爾對中國‘全信心’的一個明確信號和承諾。”